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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静清文苑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快速增长，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也通过国家的投资刺激政策在全球经济体中一枝独秀地保持快速增长。这更强化了某种印象，似乎中国经济不符合传统的经济增长规律，有学者甚至称之为“中国模式”，觉得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对世界的独特贡献，世界经济的复苏将由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为新引擎驱动。
但是，进入2012年以来，国内经济下行的趋势甚为明显，中国政府也开始主动调低今年的GDP增长目标至近年来少有的8%以下，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开始有不同的声音，其中的经济拐点论更是开始引起大家的特别重视。
2012年11月30日，在夏海宁理事的引荐下，2005委员会“思想中国”文化沙龙第六期请来了著名独立评论人袁剑先生，纵论“中国模式”及其未来的发展。
夏海宁理事作为嘉宾主持人，首先谈到了十八大前后，中国社会对改革的呼声和期待变得更高，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把宪政、民主和建立公民社会作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目标，但是十八大后，政府的领导层是否会向着这个方向深化政治和社会改革却充满不确定。民间的各行业精英都不知道如何去做。人们开始有这方面的观念和意识，但是理论准备却非常不足，大家多是就社会现象来做出评论，而很少人能够提出一个创新型的框架，对整个社会做出比较深刻的分析。袁剑出版的《大拐点》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随后，袁剑上台谈到自己的拐点论，他指出，中国经济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构成的基础很简单：一方面是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松绑民间发展市场经济的力量。一方面是赶上了全球资本扩张的好时机。现在，改革在经济领域能够释放的制度红利已经走到了极限，另一方面全球资本扩张也已经中断，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造成了各个国家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趋势的抬头。他无情地戳破了所谓“中国模式”的概念泡沫，认为同样处于发达国家资本扩张期，可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中国家，大家在过去几十年都处在经济增长周期中，中国并没有独特的优势，要说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通过强势的政府，把经济发展的一些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转嫁了出去，没有成为资产负债表上出现的数字。但是这种成本转嫁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被极大挤压，就会产生报复性的反弹，最近的很多群体性事件，正是这种社会反弹的体现。因此，他一方面警醒人们，不要对经济前景过于乐观，采取激进的扩张策略。一方面也希望政府能够下定决心深化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从经济增长之外为民众创造福利，这样才能维护更加安定的社会环境，同时也为自身提供新的合法性基础，以面对大拐点之后不可逆转的经济下滑趋势。
在稍后的对话环节，在座的各位理事嘉宾，就自身关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陆续与袁剑展开了讨论，大家在探讨中更增进了对中国社会各层面发展态势的理解，愉快地结束了本年度最后一次“思想中国”文化沙龙活动。让我们把更多思想碰撞的火花，留待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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